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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万博新经济观察

文/滕泰 张海冰

中国经济需要大力提振消费，已经逐渐成为共识，但前期出台的政策，效力尚未完全显现。只有深入研究中国消费不足的程度、原因，进一步出台有力度的政策，才能让中国居民能消费、敢消费，加快向消费型社会转型。这不仅关系到市场复苏和经济回升向好，长远来看还将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。

家庭消费占比低于美国30个百分点

从人均GDP来看，中国正逐步向高收入国家靠拢，与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经济已经具备一定可比性，但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低于上述发达国家。

2022年，中国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7%，这意味着中国人辛苦一年创造的财富中，自己只消费了三分之一强，剩下的三分之二都用于投资或者出口。而美国和日本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8%和56%，分别比中国高了31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。

同年，中国最终消费（包括政府消费和家庭消费）占GDP的比重为53%，而美国为82%，比中国高了28个百分点。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普遍在70%以上，韩国为67%，印度为72%，均明显高于中国（为保证可比均采取世界银行2022年数据，2023年数据不全）。需要指出，这两个比重偏低并非是近年才出现的，而是长期呈现下降趋势的“顽疾”。

消费，既是经济循环的起点，也是经济循环的终点，是人类一切投资和生产活动的终极目的。无论是搞投资还是搞生产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居民的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，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。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严重偏低，意味着经济循环出现了堵点，大量的产品和服务不能“消化”，进而导致产能闲置，经济增长自然就变慢。

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在快速工业化阶段，就将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到50%以上，此后基本呈缓慢上升趋势，逐步完成了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，为经济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。消费型社会是走过短缺经济阶段、高积累低消费阶段、重生产轻消费阶段之后，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经济发展目的的正常经济社会发展阶段。

当前中国快速工业化阶段已经基本完成，但最终消费占比低于60%，是内需不足、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。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看，目前应该尽快提升居民消费占比，加快向消费型社会转型。

居民消费倾向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

在人均GDP从5000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的过程中，美国平均消费倾向（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）从87%上升到89%，日本从72%上升到81%，澳大利亚从73%上升到87%，法国从81%上升到88%，韩国从73%上升到89%[1]。

这些发达国家平均消费倾向上升，有力地推动了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进程，推动了总需求持续扩张、经济增长，也推动了居民生活质量改善。背后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：如经济增长带来就业增加和收入增长；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保证了居民收入份额增长；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民生方向，更好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了居民消费的“后顾之忧”；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带来了“财富效应”；不断出现的新产品、新服务创造了新的需求；等等。

疫情前，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下降到70%左右，其中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大约为73%，城镇居民为66%，疫情期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进一步下滑，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下滑到63%左右。与发达国家相比，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大约低了20个百分点[2]，十分不利于向消费型社会转型。

消费型社会，越消费，越增长

在工业化的早期和中期阶段，往往是投资和出口驱动高增长，而到了快速工业化的后期，消费成为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。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，建成消费型社会的标志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70%。

例如，2021年，最终消费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3%，私人投资的贡献率为30%，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的贡献率只有1.6%，净出口贡献率为-24%；2023年，欧元区12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0%。

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，不仅能够提升短期的经济增速，还能够通过分工和创新两个维度提升潜在经济增速。有学者指出，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提出了“增长源泉是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”的命题，这就将消费因素引入了增长的动因分析[3]。

消费需求持续增长，能够推动分工细化，推动经济增长。消费繁荣带来市场规模扩张，更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容纳更多的分工，而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。例如，最初开一家火锅店需要一家人负责从买菜到服务的全流程工作，分工程度很低，随着火锅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市场规模的扩大，分工逐渐细化为食材、底料、蘸料、耗材甚至店面装修等细分行业，还出现了堂食、电商、外卖等不同的业态。数据显示，中国的火锅行业在很长时间保持了10%以上的增长率，2023年整体销售收入已经超过6000亿元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需求扩大、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结果。

消费需求持续增长，能够激发更多的创新，推动经济增长。消费繁荣就意味着企业开工增加，效益改善，利润增长，为研发等创新活动提供了支持。正是福特等美国汽车厂商成功地扩大了汽车的需求，使美国成为“车轮上的国家”，每年数百上千万辆的汽车销量，支撑着美国汽车工业贡献出了车用空调、涡轮增压、转向助力、定速巡航等先进技术。

为什么流水线生产、按揭销售、超市、网约车、社交媒体等新模式、新服务和新产品都出现在美国，美国经济能够持续保持增长？这与它作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，能够容纳、引发更多的创新和分工是分不开的。如果中国的消费市场持续繁荣，消费需求不断扩大，对于提升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，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。

加快从“投资与生产型社会”向消费型社会转变

在工业化的过程中，投资在总需求中占主导地位，社会观念更重视生产，可以称之为“投资与生产型社会”；而在工业化社会后期，消费逐渐在总需求中占据主导地位，人们把消费作为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，生产和投资都为消费服务，这就进入了消费型社会。

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从投资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随着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，工业产能逐渐饱和，居民住宅也摆脱了短缺，投资的微观效益和宏观乘数都逐渐下降，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投资会逐步减少，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增长、社会保障水平提升、资本市场财富效应以及消费信贷等因素推动下，消费需求不断增长。

当前，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步伐迟缓的主要原因是，快速工业化阶段形成的政策、机制和观念仍然在发挥作用，将过多的资源配置到投资上，导致中国的投资占比明显偏高，而最终消费占比严重偏低。

因此，提振消费、畅通循环，实现经济回升向好，要调整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、观念和利益机制，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型社会转型。当前最有效的措施，就是减少低效无效投资，减少不必要的生产补贴，减少出口补贴，每年可以节省10万亿元级别的资金，用于补贴消费、提升社保、改善民生，加快重启经济循环，推动市场复苏繁荣。

不仅财政支出需要向补贴消费和改善民生方向倾斜，货币政策也应当加大、加快降息降准力度，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为资本市场发展和居民消费提供更加充足的流动性，让资本市场形成的财富效应促进消费繁荣，形成货币政策传导新机制，加快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。

当前，发达国家都已成功转型为消费型社会，消费扩张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需求动力，而中国家庭消费占比长期显著偏低，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远远没有发挥出来。如何采取有力措施，提升家庭消费占比，加快向消费型社会转型，不仅是经济企稳复苏的手段，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。

[1]王蕴 等，消费倾向的国际比较与促进中国消费倾向稳步提升的建议，宏观经济研究，2022年第3期

[2]同上